诗人往往都是失恋的人。诗人的恋，是某个人，是某个物、某件事；诗人的失，不是某个人某个物某件事，是自己，是内心，是信仰，是信念，是梦想。
有许多东西，无法用语言的方式将其更好表达，如果非要将它记录下来，便成为了诗。写诗的人分为很多种，一种是把诗歌创作当成一种理想与价值实现，还有一种是将诗歌当作记录的工具、当成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显然，我属于后者。
羞于把自己称为“诗人”，首先是不够格，其次是怕自己毫无艺术技巧的文字记录败坏了专业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说实话，就码字而言，我个人觉得自己写的随笔乱语一类比诗歌写得更好，但我还是在坚持着写诗，因为诗歌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孤独的单身汉所有情结的寄托。于我，写诗是不费时间的，因为从一开头我就不把它当成创作，突然想到什么，便花个十几二十分钟写出来，不羁于创作技巧，不考究遣词造句，随心所欲。文如水，最好的诗，也应该如水。
发现在现在写诗的人之中，文学系出身的人很少，就连在高校里，写诗的文科生已没有多少，反倒是像我一般的理工科生写诗颇多。LOFTER上的诗人雷默和我一样是化工出身，老前辈是那场全国性诗歌运动中诞生的诗人之一，多年来潜心于新禅诗创作，成绩颇丰。在这个诗歌已死的时代，却仍有一帮人坚持着诗歌写作。
人类需要诗歌，即便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今天诗人们无法仅仅凭借诗歌写作来养家糊口，即便诗集出版已渐入隆冬的边缘，诗歌依然是浩瀚的文字堆里给予我们最多感动的文体形式。能在困顿之于读上一首安静的诗歌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同样地，能把自己所有的情感写进诗里又何尝不是件幸运的事情。其实诗歌从未死去，有梦在，有人类变幻的情感在，诗歌便依然活着。
我觉得诗歌的春天还会回来的，因为有那么多人仍在默默无闻的写诗，还有那么多的读者喜欢着诗歌阅读。其实，正如许多诗歌前辈和文学评论者谈论的那样，种种迹象表明，诗歌已经在回暖，写诗的人多了起来，读诗的人也多了起来，雷默先生忙着在南京的一家报纸上介绍《中国诗歌地理》，位于武汉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也相继推出代表诗人的诗歌集。当然，这一切都进行得挺慢，影响不够大，中国诗歌还在摸索中前行。
我觉得诗歌未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在去年夏天，在辅导舅家小孩功课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惊喜的发现。舅家的小孩还在上小学，用的课本是北师大版的，当然，这个版本的语文教科书比我读书时要好得多，大开本、彩色，而且内容比较人性化。我很感兴趣地把书翻了一遍，里面居然给诗歌留下不少位置，一些通俗的儿童诗歌，在那个单元中课后练习竟然教小孩子如何写诗。很感动于里面的话语，把你想到的东西写下，小朋友们也会写诗。教参上居然还有这样的活动，就是让老师把孩子们写的诗集合起来编成一部班级诗歌集。这是件多么有趣的事情，想必应该有不少孩子上过这本书后从此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
相比这些小孩子的幸运，我们这代人的诗歌情结则至多是从初高中时代开始。我很早便开始写诗（姑且称之为“诗”吧），那是在刚上初中的时候，课本里选录的那几篇屈指可数的现代诗歌深深吸引了我，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就这样为之着迷。接着自己便开始写诗，那时候基本上是纯粹的模仿，模仿得最多的是郭沫若，那个时候，我能背出《女神》。高中之后，开始广泛阅读诗人们的作品，这时候开始迷恋海子和北岛，开始向伟大的意象派们看齐，终究没有模仿海子和北岛，而是写着连自己都读不懂的拗口的诗歌。后来，随着我的文风不再追求于辞藻、渐渐纯净如水，诗歌也开始脱离了难懂的境地，开始走向本然。写诗是在与自己对话，在对话与反思中不断到达自我的完善。
接着，诗歌成为了我，我也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不是写诗的人，而真正成为一首诗。我变成了诗，然后便不再害怕死去。以失人自称，一位读者的评论让我感慨颇多：
诗人往往都是失恋的人。诗人的恋，是某个人，是某个物、某件事；诗人的失，不是某个人某个物某件事，是自己，是内心，是信仰，是信念，是梦想。
©林墨含
2013年5月11日 于长沙岳麓山下